世纪配资 “小二，切二斤肉来”，宋朝人口中二斤肉，到底是什么动物的肉？_宫廷中_苏轼_社会

宋朝人对于肉类的偏爱，究竟是哪种肉最具代表性呢？是那贵气十足、在宫廷中频繁出现的羊肉，还是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猪肉？当宋代的公子哥走进京城的酒楼，随口说一句“来二斤肉”，伙计可能会先问一句：“您要的是宫里的羊肉，还是市井的猪肉？”这一问看似简单，却折射出宋代社会的阶级分化，以及饮食文化中最具象征意义的“身份密码”。

在宋代，宫廷与民间对肉类的选择存在着显著差异，这不仅仅是口味的偏好，更是社会等级和文化礼制的体现。若是你走进皇宫，御膳房的菜单上，羊肉是必不可少的。历史记载显示，宫廷中的御厨每天至少要准备一只羊，可以说，羊肉在宋代宫廷中是日常而普遍的食材，甚至犹如今天高校食堂中的土豆一样常见。

这并非偶然，而是有制度安排的结果。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，宫廷饮食便设立了“尚羊抑猪”的传统标准。即使在南宋时期，尽管国力日渐衰弱，经济困窘，宫廷依然坚持每日必须有羊肉供应，坚守了这一“羊为贵”的传统。羊肉不仅是皇宫的食物，更象征着皇权的政治理念。宋代学者吕大防曾提到，“羊性温厚，能补虚益气，仁人之所宜”，意思是羊肉的温和特性象征着仁政。皇帝吃羊，实际上是在通过这一饮食选择，表达自己推行仁政的政治愿景。

相比之下，猪肉在宋代的地位就显得尴尬许多。《宋会要》一书中几乎找不到猪肉作为御膳的记载。尽管猪肉在民间非常普及，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食材，但它却因被认为不洁而未能进入皇宫的餐桌。这个现象不仅揭示了宋代饮食文化的等级划分，也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对于食物与道德的深刻思考和严格区分。

在当时的农业社会，猪作为一种经济动物，是“食槽必备”的存在，然而在皇家眼中，它始终无法获得“堂前拜见”的资格。从国家政策到文化礼制，宋朝在肉类的选择上划定了严格的阶层界限：羊肉代表着礼制与尊贵，猪肉则仅仅是生计之肉。正如今天的某些场合要求必须达到“国宴标准”，这其中的细致考量可见一斑。

东坡肉为何能千年流传？答案不仅仅是它的香味，更在于它承载了特定历史时刻的社会责任感。苏轼，这位被贬至黄州的文人，凭借一锅简单的猪肉，不仅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，也让这道菜成为了官民关系中的一个象征。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1080年（元丰三年），当时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至黄州。生活困窘，职位名义上空有，却没有实际收入，苏轼只能依靠自己动手做饭。

在黄州，猪肉价格低廉，苏轼形容它便宜得“如泥土”。然而，尽管猪肉便宜，却很少有人懂得如何制作，于是他便写下《猪肉颂》，向百姓推荐自己的烹饪心得，提倡“慢火炖、勤翻动、酥而不烂”的方法，将猪肉从“农家副食”提升为“文人料理”。这种“文人化”的做法不仅让猪肉成为了百姓餐桌上的一道美味，也使得它在宋代文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。

苏轼的“东坡肉”不止是一次烹饪上的创意，它还承担了“为民做主”的社会责任。黄州民众因感恩苏轼抗洪有功，纷纷送肉。苏轼将这些猪肉重新做菜，用来犒赏工人，形成了“官民共享”的良性互动，这便是“东坡肉”的初次成型。此后，苏轼在杭州时，再次利用猪肉慰劳工程民工，这一系列行为将“东坡肉”推广至江南，最终成为了家常菜，广泛传播。

“东坡肉”的成功不仅是由于它美味的口感，更是因为它在特定历史时刻，承载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桥梁作用。苏轼利用猪肉的“庶民性”，打破了当时“羊尊猪贱”的阶层壁垒，将官员与百姓的关系从饮食的共享中加以体现，推进了“饮食民主化”。

对于宋代的普通百姓而言，“切二斤肉”可能意味着温饱，也可能是奖赏，还可能是表达亲政的方式。在不同的场合下，肉的含义和象征各不相同。它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食物，更是一种身份的标志，一种政治的象征。

从山西地区的宋代墓葬考古资料中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宋代的饮食文化。墓葬壁画和砖雕中，牛羊的出现频率远高于猪。虽然牛在宋代不作肉用，主要作为劳作工具，但羊则频繁出现在壁画和出土文物中，成为宋代贵族饮食的代表。砖雕上的图像清晰展现了宋人如何处理羊肉，采用蒸、煮、炖等方式，以保持食材的原味，这与史料中描述的宫廷做法如出一辙。

相较之下，尽管《东京梦华录》详细记载了许多猪肉的做法，猪肉却几乎没有出现在墓葬壁画中。这种“图文分裂”揭示了宋代社会对于食物的等级观念：羊肉是身份的象征，而猪肉虽为民间主食，却无法登上艺术的殿堂。

宋代的饮食文化呈现出鲜明的阶层划分。除了猪肉和羊肉，鸡肉等家禽类食物也很常见，且因其易养活和能下蛋，在民间极受欢迎。即便在内陆的山西，鱼虾类的食物也在宋代的餐桌上有着重要地位。

所以，当宋人坐在酒楼里喊出“切二斤肉”，这“肉”很可能是羊肉，也可能是猪肉，甚至可能是鸡肉或鱼类。这一切，都在无声地反映出社会的阶层结构和文化价值。每一块肉背后，都藏着丰富的社会含义与历史积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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